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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曦博客

实事求是,认识政府、企业和“第三方主体”,探索以法律保障其良性互动之原理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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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术观点: 一、解决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问题和转变发展方式,都急需在法律上建立规范和制约政府有关环境的行政行为的制度。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战略突破口在于进行这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建设。 二、《环保法》应当为环保事业主体之间的良性有效互动提供法律保障。 三、法律对于环保主体良性有效互动的保障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环境事业和环境法制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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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作用  

2010-02-17 22:28:03|  分类: 国际环境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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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技术创新的决定性作用

——从美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态度说起

 

王曦

2010-2-17(虎年正月初四

 

2009年10月9日,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上,美国特使斯特恩公然反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他说:“我们绝对承认排放(温室气体)到大气层的历史角色,但说内咎或罪责或者补偿我是明确的不同意。” 斯特恩是美国的气候变化谈判特使。他的话代表了美国政府的观点。

斯特恩的这番话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明确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然相悖。这两个法律文件都规定,由历史的和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数量所决定,发达国家应当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率先作出努力,并以技术和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

为什么斯特恩敢于公然否认国际社会在上述公约和议定书中接受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呢?我认为,斯特恩的话可能反应了美国企业界和公众的主流民意。 我们看到,美国拿到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温室气体减排主张,虽然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反对,但在美国国内似乎没有引起大的反对。不论是美国的企业界,还是美国的主流民众,都没有对美国的主张表示激烈的反对。

相比之下,近40年前,即1970年4月2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和各地爆发的反对环境污染的“地球日”活动,情况则大不相同。据报道,在“地球日”活动中,有2千万美国公民上街游行,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有力措施,保护环境和人民健康。这个数目是当时美国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地球日”对美国国内环保事业和其他国家的环保事业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在那之后的20年,是美国国内环境保护法快速发展的20年。在“地球日”活动中,不论是企业家还是普通市民,都一致认为政府有责任保护人民不受污染的侵害。美国的地球日活动还带动了欧洲等地环境保护运动的高涨。

今天的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主流民意为什么不像当年“地球日”活动所表现的那样,强力推动政府采取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呢?我认为,原因是美国民众的大多数在思想上没有做好准备。

一是公众没有为改变生活方式做好准备。应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需要大幅度地减少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大幅度地减少人们生活中对化石能源的消费。而减少对化石能源消费,将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或者将提高生活成本,或者需要改变生活习惯。长期习惯于消费廉价化石能源的美国公众,似乎还没有为这种转变做好思想准备。这种情况就像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消费者没有为接受日本生产的轻型、低油耗小汽车做好思想准备一样。这正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二是企业界没有为改变生产方式做好准备。一般而言,企业的生产和销售,受两个条件的制约。一是需求。二是生产成本。当下,由于生产成本高等原因,清洁能源和环境友好型产品还没有达到物美价廉的水平,不足以普遍性的取代传统的低能源效率和非环境友好型的产品。消费者的需求仍然集中在传统产品上,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市场份额不大。环境友好型产品的高生产成本引起这类产品的价格普遍较高。产品价格高妨碍消费者对环境友好型产品的消费和环境友好型产品的市场扩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的主流民意似乎必然落后于时代。作为民选的政府,政府不能违背广大选民的意愿,在温室气体减排问题上做出的脱离现实的承诺。所以,斯特恩能够做的,就是一方面否认美国应当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把责任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身上推。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美国公众意愿才会发生大的变化呢?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公众关于气候问题的意愿才会发生根本的转变。一是气候变化问题严重到直接危及到大多数人的生活甚至生存。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人正是因为感到了这种严重性才爆发了轰动全球,影响深远的“地球日”活动。二是出现了经济上可行的,可以大规模取代现有落后技术、产品和化石能源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能源。在没有感到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了经济上可行的,可以大规模取代现有落后技术、产品和化石能源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能源,美国公众也会转变消费观念,弃旧图新。

然而,上述前一种情况,现在在美国没有出现(只是在一些遥远的小岛国出现)。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安于现状,没有感到有实质性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必要。笔者两年前给一个美国法学暑期班讲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法。讲到为了应对气候变化,美国人有必要改变生活方式时,台下一位美国学生立即小声地说:“No way.”美国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主流民意,由此可见一斑。对于美国人来说,气候变化似乎仍然是一个遥远的问题,远远不如大气、水和危险废弃物引起的污染问题重要。在美国人的心里,气候变化问题的直接影响远远不如上个世纪70年代的环境污染。上述后一种情况,现在在美国也没有出现。可以大规模取代现有落后技术、产品和化石能源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能源,目前在经济上还没有达到足以大规模取代现有的技术、产品和能源的性能。特别是替代煤的新能源或替代现行煤利用技术的清洁高效煤利用技术,尚未达到足够的经济性。

因此,就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观念转变而言,由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相对不紧迫性,经济上可行的新能源、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出现就显得格外重要。没有这种新能源、新技术和新产品,公众的消费习惯和变化就难以变化。没有这种新能源、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支撑,道德说教无济于事。当产品不仅具有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品质,而且具有低廉的价格时,公众将自然而然地倾向于选择购买和消费用这种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意愿和生活方式自然会发生变化。有了这种新能源、新技术、新产品和相应的公众的消费需求,企业家才会有强大的动力去利用和发展这种新能源、新技术和新产品。当公众意愿改变了,政府的态度也会变化。

因此,对于美国而言,当前的关键在于发展经济上可行的,可以大规模取代现有落后技术、产品和化石能源的新能源、新技术和新产品。这是我们从美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态度中领悟的一点。

美国人面临的问题是“由奢入俭难”,他们需要新能源和新技术的拯救。我们面临的问题虽然不是“由奢入俭难”,但同样需要新能源和新技术的拯救。在发展经济上可行的,可以大规模取代现有落后技术、产品和化石能源的新能源、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个问题上,我们同美国的需要不谋而合。现在就看谁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内功”做得更好,更快。美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表现提醒我们:要加快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经济上可行的,可以大规模取代现有落后技术、产品和化石能源的新能源、新技术和新产品!

(如需转载,请征得本人同意。如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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