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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曦博客

实事求是,认识政府、企业和“第三方主体”,探索以法律保障其良性互动之原理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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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学术观点: 一、解决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问题和转变发展方式,都急需在法律上建立规范和制约政府有关环境的行政行为的制度。我国环境法制建设的战略突破口在于进行这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建设。 二、《环保法》应当为环保事业主体之间的良性有效互动提供法律保障。 三、法律对于环保主体良性有效互动的保障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环境事业和环境法制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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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历史》”  

2012-02-23 14:49:53|  分类: 国际环境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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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发表于《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一期,第1-5页。引用请注明此信息。) 

译者的话

《斯德哥尔摩宣言》是国际环境法的历史上第一座光辉的里程碑。正如汉斯·布利克斯先生所言,“《斯德哥尔摩宣言人类环境宣言》的意图是给各国政府、组织和公众敲响警钟,它可能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留下的最引人瞩目的部分”。在斯德哥尔摩会议上,汉斯·布利克斯先生担任《宣言》的起草协调人,亲身经历了这个历史性文件的诞生的全过程。他在文章中回忆了《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形成过程,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谈判背景。例如,发展中国家当时对于环境保护要求的疑虑;苏联和东盟国家的担心和抵制;《宣言》中如何写入了毛泽东主席的几句名言;南方和北方所关心的侧重点的不同;以及核武器问题在当时如何妨碍了中国的签署等。这些回忆,无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布利克斯先生2003年4月16日有意将此文带到联合国总部第八会议室,借听取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代表的汇报时予以散发。我有幸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在汇报会上汇报了上海交大筹备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成立典礼暨首届学术年会的情况。会议上我的座位,正好与布利克斯先生为邻。他给我的感觉是和蔼可亲,没有架子。席间,我曾问他对核能利用的看法。他认为和平利用核能应当受到鼓励。他祝愿上海交大成功操办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环境法学院的成立典礼和首届学术年会,并亲手交给我这篇文章。当时的布利克斯先生刚从伊拉克回来,刚刚完成了世人瞩目的艰难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查委员会主席的工作。他是以联合国总部法律事务部高级法律官员的身份出席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汇报会的。在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40周年纪念日快要到来之时,借《中国地质大学学报》发表这篇史料,以作为对该会的纪念。

                                                                                                                                              王曦

                                                                                                                   2011-11-23于上海交通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

 

 

《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历史[1]*

History of the Stockholm Declaration

 

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著, 王曦(Wang Xi)译

 

(我很高兴得到斯德哥尔摩大学和她的法律系的邀请。40多年以前,我在这里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我很高兴见到在座的杰出而博学的朋友们。从我离开大学去从事政府的和政府间的国际法工作以后,你们中不少人一直忠诚于大学的工作。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最为满意的一项经历是1972年协助起草、谈判并通过《斯德哥尔摩宣言》。)

《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的意图是给各国政府、组织和公众舆论敲响警种,它可能是1972年斯德哥尔摩会议留下的最引人瞩目的部分。但请允许我声明,会议的成就远不止于该宣言,在会议通过的各种行动建议中,海洋环境问题是一个得到更多的具体对待的问题。

     宣言做什么用?

     有时候,宣言作为有约束力的条约而签订并在联合国登记。但更多的时候它们只是单边的或者联合的政治宣告。在有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它们构成在签订条约前若干国家的联合政策的定义或者对国际规范的不具约束力的宣示——因而被巧妙地表述为“软法”。

    《斯德哥尔摩宣言》几乎不含有可以被直接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框架的东西。但是它含有政策导向。它的政策导向往往影响后来的政府行为——个别的或集体的行为。在很多问题上,这个警钟推动我们前进。

    关于会议的建议                            

    举行一个关于人类环境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建议出自瑞典。当时,污染正从地方扩大到区域,限制对海洋倾倒危险废物的呼声正在升高,现代战争的环境影响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时机适于举行这个会议。但即令如此,仍然需要很强的能力才能将这个建议变成联合国大会在1968年作出的于1972年举行这个会议的决定。

    宣言的想法和它成为现实的过程

    制定宣言的想法似乎首先在1968年9月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一个生物圈资源会议上出现。它通过联合国秘书长来到斯德哥尔摩会议筹备委员会的面前。当时的想法是,宣言应当成为在人类环境领域未来工作可能确立的一些一般原则的核心文件。

    在第二次会议上,会议筹备委员会一致认为宣言应当简明而又鼓舞人心,并授权一个工作组起草宣言文本。该工作组在1971年3月和5月开会,并于1972年1月在纽约开会。谈判的主要部分从1972年1月5日至15日在纽约举行的工作组会议上进行。到那时,大部分文本已得到确立。形成的原则具有纲领性而非易于转化为法律语言的文本。

    (我本人作为起草和谈判该宣言的瑞典先头兵的资格并不取决于任何有关环境事务的专长。我被任命为一个专家——关于宣言的专家!

在1970年,斯德哥尔摩会议两年以前,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的一些国家称之为“和平共处法律原则宣言”的宣言,正确的联合国政治语言称之为“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在此我既不叙述这个谋求编纂联合国宪章的某些实践的宣言,也不评价为它所做的7年工作而可能在我身上发展的起草才能和耐心。我只指出瑞典政府认为我的艰苦努力所获得的经验使我能够担当人类环境宣言的工作就足够了。)

    假如一个此前表达了强硬观点的国家集团不缺席的话,在纽约的谈判可能会更加艰难。当时的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抵制纽约会议和后来的斯德哥尔摩会议,因为东德没有得到邀请。

    当时的很多人希望在纽约精心起草的那个脆弱的妥协文本在斯德哥尔摩不会重开讨论并会不加修改地得到通过。若非在纽约工作组会议之后和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前发生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的事情,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在斯德哥尔摩,人们很快明白中国政府不会不加修改地接受纽约草案——主要是对置于宣告的原则之前的序言部分。

    因此文本不得不在斯德哥尔摩重开谈判。会议任命了一个特别工作组去从事这项极为困难的工作。经过大量的困难、戏剧性的变化、谈判和通宵会议,终于在1972年6月16日通过了宣言。

    请允许我就这个宣布的文本解释它的一些背景。

    非约束性和背后的义务

    当时没有人主张宣言应当是有约束力的。但是对政府应当做出多大的承诺存在不同意见。少数人希望宣言具有世界人民宣言的风格,正如以“我联合国人民……”的措辞起头的联合国宪章那样。

    这种建议的目的更可能是消除政府的责任,而不是将其抬高到世界人民的层次。在最后,会议正确地以作者身份出现。一段非常简短的序言说明会议已经考虑到“取得共同的看法和制定共同的原则以鼓舞和指导世界各国人民保持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需要。接着,在宣布一系列原则之前,宣布了一些实质性的观点。

    在读这个宣言的时候,人们有时可能奇怪政府的承诺在何处。但仔细看它们并非完全隐藏起来了:宣言的第二段宣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有一些原则也明确地规定“国家必须……”(原则7、11、13、21、22、25)。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特定的原因说明为什么很多政府想淡化某些承诺。让我来解释。 

    北-南问题

    很多发展中国家担心节约利用不可更新自然资源等保护环境的要求会妨碍它们为发展和与贫困做斗争所做的所有重要努力。从这些地方人们可以听到这样的反对声:“如果污染是发展的信号,我们希望更多的污染。”

   往往由巴西——一个拥有广阔领土和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带头,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任何约束,并坚持如果富裕世界想要它们为保护环境而实行某些限制,它必须提供额外的财政援助。另一方面,富裕国家的代表团根据本国财政部的严格指令,不愿意承诺援助的任何增加。结果是——如同原则22的情况——一种扭曲的规定,如同说那种可以被吸烟者和不吸烟者都接受的“为了我的健康我不吸烟”之类的话那样。

    主权和国际责任

    当时的苏联和大多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表达了对于基于环境理由的限制的抵制。在它们退出会议筹备工作以前,它们坚持“国家对于自然资源的主权”原则。这些国家可能曾有这样的意识形态动机即任何国际义务都不应当侵蚀它们创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努力。然而,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愿意接受对其利用国内资源的国际限制。宣言的原则21承认:

 “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有按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自己资源的主权”。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到国际法可能不仅为所主张的行动自由提供依据,而且可能为限制这种自由提供依据。文本中提到的唯一限制来自于下一句子,它可能是宣言的最重要的法律观点,即国家

“有责任保证在他们管辖或控制之内的活动,不致损害其他国家的或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

    加拿大极力主张的似乎是一个必然结果和为避免环境损害而对国家课加信息义务的一项原则被纽约文本所接受。它宣告:

        “无论何时,当国家相信或有理由相信为避免在它们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面临的风险或者重大的不利影响,需要提供该国管辖范围内或控制之下的活动的有关信息时,国家必须提供有关信息。”

遗憾的是,这项原则的案文被斯德哥尔摩的宣言所排除,主要是因为阿根廷和巴西之间的双边争议。不过,这个排除也许可以被看作各国不愿意接受任何关于它们领土内活动的一般的信息或磋商义务的一个迹象。在苏联还参加谈判的时候,它强烈反对任何这种原则。

    很清楚,在有限的和特定的情况下,关于信息和磋商的义务是不难接受的。例如,在1986年切尔诺贝利灾难之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了一项全球性的及早通报可能具有跨界影响的核事故的公约。此外,有核活动靠近其他国家的国家(像丹麦、斯洛伐克和奥地利)可能同意向其他国家连续提供信息。

    另外一项原则,它同法律有关但不引起直接的义务,遭遇要好些。通过的宣言中的原则22要求各国进行合作以进一步发展有关对他们管辖以外的环境造成的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问题的国际法。

    下面我从侧重于宣言传递的法律信息转向宣言所传递的政治信息。

    宣言所关切的事项,乐观主义和决心

    宣言在好几处强调人类“现在已达到历史上这样一个时刻”,即人类获得了利用科学和技术谋求极大的进步和利益的可能性,但必须警惕由于不受控制地利用这些力量所带来的危险和灾难。所有人都赞同这些思想,问题是必须以切实的照料来表达这些思想。有些人反对宣言的序言部分将人类表述为“既是他的环境的创造物,又是他的环境的创造者(creator)”的提法。他们认为“创造者”一词有亵渎之嫌,因而成功地将其改为“塑造者(molder)”。这个词可能需要某些读者去查字典。

    人们可能注意到宣言中两处最为乐观的语句据说援引自毛泽东。它们不是中国提出的,而是由于接受了一个巴西草案文本的结果。第一句是序言部分的第3点,它说: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另外一句——序言的第6点——甚至更为鼓舞人心:

“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

    至此人们不由自主地想加上“天下(under heaven)”之类的措辞……。我不敢确定这些表达是否会被今天起草的文本所接受。然而,原则8所引入的“生活质量”概念似乎完全是最新概念。当今必不可少的术语“可持续发展”虽然没有用到,但它似乎是原则3的依据。原则3 说:

        “地球生产非常重要的再生资源的能力必须得到保持,而且在实际可能的情况下加以恢复或改善。”

    代际责任的概念得到了反映。你们可能记得格鲁乔·马克思(Groucho Marx)[2]曾经问过,我们为什么要为后代人做点什么,他们从未为我们做任何事……。原则1和2都强调:

        “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原则5也注意到可持续发展和对后代人的责任。它说:

        “在使用地球上不能再生的资源时,必须防范将来把它们耗尽的危险,并且必须确保整个人类能够分享从这样的使用中获得的好处。“

    人们只要想到世界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方式,就会为这个条款所包含的真诚感到惊奇。

    污染问题在原则7中得到了慎重和合理的对待,该原则针对的是海洋污染。此外还有原则6,它说:

       “为了保证不使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的或不可挽回的损害,必须制止在排除有毒物质或其他物质以及散热时其数量或集中程度超过环境能使之无害的能力。”

    紧接着的一句有点失去了科学的语气,它可能在不经意中来自联合国大会的某个决议。它说:

        “应该支持各国人民反对污染的正义斗争。”

    很明显,这些关于排放物的条文的起草是基于对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大量排放的认识,并且是在对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广为人知之前。

    值得注意的是,宣言没有反映对高技术的任何否定态度,那种态度在后来变得普遍起来。它的确警告不要随意地利用人的能力去改变环境。宣言始终对依靠科学和技术解决环境问题持肯定态度。它强调在所有国家促进关于环境问题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它呼吁发展环境教育和“个人、企业和基层社会”以及大众传播媒体的负责任的参与。

    也许是20世纪70年代的主流趋势的反映,即令在苏联和一些其他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缺席的情况下,在针对一些问题的解决时规划(planning)被放在突出的位置。原则13 的一部分是:

        “……各国应该对他们的发展计划采取统一的和协调的做法,使发展同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需要相一致……”

    人们会问在今天通过这项原则时是否会达成一致。另一方面,很清楚,关于规划的另一项原则在大多数国家得到贯彻。原则17说:

        “必须委托适当的国家机关对国家的环境资源进行规划、管理或监督,以期提高环境质量。”

    在大多数国家创立这样的机构表明,斯德哥尔摩会议议程上的事项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关。

    中心问题和附属问题

    对于我和很多人而言,对环境的关心主要与世界的物质资产有关。我们的议程针对的是土地、湖泊、森林、河流、海洋、空气、大气层、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以及毒化、耗损和危害这些世界资产的的人类活动,或者,反过来说,挽救、保护或增强它们的人类活动。其他人有不同的优先事项并且对其怀有强烈的态度。如同通常寻找共同行动时那样,议程得到扩展。

    对有些人,“工作环境”是一个关键的关注事项。它由原则18包含。还有一些人通过原则1中对种族隔离、种族分离、歧视、殖民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压迫予以谴责。

    关于北/南发展的讨论在70年代比今天更加是全球对话的主体部分。如果宣言不反映这个对话,它将不会得到南方的支持。当然,没有人会对“环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消除贫困的重要性持有怀疑。另一方面,“使初级产品和原料有稳定的价格和适当的收入”或许可被看作附属的环境主题。有两个无疑是有关的问题从谈判的开始直到宣言的通过时都存在争论。

    人口问题

    据计算,在基督的时候,世界人口是3亿5千万,到1900年增加到15亿,到1990年增加到50亿,到2000年增加到大约60亿。因此,在20世纪的后10年,人口的增加几乎相当于从基督时代到1900年的数量。尽管近年来对未来人口增长的预测表明数字有明显的下降,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人口数量对于未来获得饮用水、可更新和不可更新资源或能源以及排放的管理的重要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在1972年,人口问题难以提上全球议程——实际上正如今天一样。

    宣言的原则16承认人口增长率和人口的“过分”集中可能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并且要求采取“不损害基本人权的和有关政府认为适当的人口政策”。当然,对不同的国家“人口政策”有不同的含义。尽管这个妥协的提法作为原则在斯德哥尔摩得到通过,关于序言部分的第5点的争论直到会议主席宣布通过宣言之前的最后时刻才解决。

    纽约工作组的文本写道,某些地区的人口增长可能“挫败为克服贫困和欠发达所做的一切努力”。对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家园中国而言,这个表述是太消极了。我可以证明,寻找一个既可为共产主义中国接受又可为一些天主教国家接受的措辞几乎难倒了所有的尝试!既不是头一遭也不是最后一次,那个文体上糟糕透顶的短语——“适当的”——帮助解决了这个难题。最后文本从一项中国草案中借用了大量文字,同时又巧妙地不同某些天主教国家的立场相冲突。它的表述是:

        “人口的自然增长继续不断地给保护环境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措施,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接着是一个不太困难的句子: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手段

    试验和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是一个贯穿于宣言整个工作的有分歧的主题。在纽约谈判时,日本敦促通过一项反对核试验的规定。站在瑞典的立场,我强调指出环境毁坏同很多武器和战争方法相联系,因而该规定应当更加广泛一些。事实上,这样的规定五年以后在另一个场合即日内瓦公约的第一项议定书得到通过。它的第35:3条规定:

        “禁止使用具有引起或可能期望引起广泛的、长期的和严重的自然环境损害性质的武器、物质和战争方法。”

    然而,在1972年,一种更为政治性的方法用在试验和使用核武器这个棘手的问题上。纽约工作组成功地起草一个条款到以下程度:

        “人类和他的环境必须免于进一步试验或在战斗中使用武器,尤其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严重后果。

    但是在斯德哥尔摩,由于中国的重新出现,互相矛盾而又坚持不让的观点发生了冲突。中国希望看到的是对使用核武器的拒绝,而不是对试验核武器的谴责。对于日本、新西兰、秘鲁和墨西哥而言,明确提到核武器试验是一项政治上的重要事项。对于美国而言,“不使用”的提法难以接受。对于坦桑尼亚而言,提到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影响是重要事项。在会议对付宣言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上没有达成妥协。问题被提交全体会议。全体会议通过了原则26,其文字是:

        “人类及其环境必须免受核武器和其他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手段的影响。各国必须努力在有关的国际机构内就消除和彻底销毁这种武器迅速达成协议。”

    人们以为这种措辞将使日本和其他国家理解为包含了核试验,同时中国虽不必做如此理解但可以认为反映了它对于不使用核武器的要求。可是,掩盖并不总是起作用。中国不接受这段文字。中国尽管没有阻挠宣言的通过,却没有出席宣言的通过。全面禁止试验和使用核武器的时机尚未成熟。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有人说,从远古的时候起,世界上的人民就为互相毁灭而努力,现在他们把毁灭环境也纳入了他们的努力。我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在这个迅速结合为一体的世界上,我们将要遇到的更大的问题不是武器问题而是环境问题。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对付这个更大的问题的一个良好开端。





[1] 本文得到瑞典外交部的研究助手,尤其是荷尔丁·隆德维斯特(Hilding Lundkvist)先生的帮助

* 本文是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博士2002年5月22日在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海洋法与政策中心和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律系联合举办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与海洋环境法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举行,译者注。

[2] 美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喜剧明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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